2022的卡塔尔世界杯会出现中国队吗？|张路生态圈专栏

随着法国队夺冠，2018年世界杯结束了。 中国球迷开始期待，2022卡塔尔世界杯会有中国队出战吗？ 我们当然希望国足能够登上世界杯的舞台，但是从目前校园足球的发展来看，我们可能还得再等等。

在这篇文章中，张璐导演用了大量的时间来回顾过去，“还有很多地方，很多人花大价钱，热情地重复当年所做的错误和愚蠢的事情。如果中国的校园足球回到底部，那将使中国足球陷入长期的下沉。”

栏目 | 张璐

生态专栏作家，中国知名足球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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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强调了一点：中国足球没有人才，是因为小学没有人踢球。

这是关于问责制——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人踢足球了？ 为什么没人踢球？ 谁造成的？

其实我们小时候踢球的小朋友很多，所以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踢球。 没有正式的场地，只是墙下的一块小空地，拿起两块砖头搭个球门，踢上一两个小时。 后来到了小学，大家都开始自发踢腿了，课间还要踢几次。 他还组织了自己的小队与其他小队竞争。 几个没有被选进班队的同学不满，又组织了一个队。 我们班有两个小足球队，学校也开始组织班际联赛。 六年级时，我被选入校队担任守门员，每周练习一次。

1964年，北京开始举办小学生足球联赛，我们打了两场就被淘汰了。 当年的冠军是八一小学，亚军是宣武区紫新路小学。 来自新路小学的王玉江被评为最佳选手。 后改名李连江，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第三中学足球学校校长。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了先农坛业余体校足球班，开始了半职业训练。 每周下午课后去体校练2-3次，周日打一场比赛。 李连江和后来担任中国足协校足办主任的冯建铭是同班队友。

因为体校两年的训练基础，我先后入选了陕西省足球队和北京市足球队，成为了一名职业球员。 可见当时我国的校园足球已经开始流行，从学校到体校再到专业人才的人才培养输送体系也初步形成，我有幸亲身体验了这个完整的过程。

因为文化大革命，很多行业都受到冲击，但小体校却兴旺发达。 父母不希望孩子下乡，所以鼓励孩子多运动，成绩好就可以留在城里。 因此，从1970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体育运动的学生很多，人才辈出。

那个时候，我们国足在亚洲是一流的，离世界杯出线只差一步。 1976年前后提出的口号是“15年走出亚洲”。 球员们都憋着劲儿，要好好努力！ 然而此后，国家队屡次冲击世界大赛均以失败告终，尤其是1982年输给新西兰和1985年5月19日的两场世界杯预选赛失利，更是让球迷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

中国足球的出路在哪里？ 希望在哪里？ 这是每个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1986年，首届柯达杯世界16岁以下青年锦标赛在北京举行。 前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足球要上去，必须从娃娃和少年做起。” 这一指示直击中国足球的要害，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让基层足球工作者欢欣鼓舞。 这不是陈词滥调，而是我们当时内心的真实感受。

此前，在1978年，我作为北京足球队的一员访问日本，代表日本国家队踢过两场，在国青队踢过一场。 这说明当时日本足坛对中国足球还是心存敬畏的。

印象最深的是在横滨与日本国青队的比赛之前，两所小学的学生进行了一场比赛：高档的队服、足球鞋、灯光和草坪环境，以及高水平的攻防技巧和战术，让我印象深刻。 我傻眼了——这比我们国内的小学足球水平高了两个档次！

我对时任领队的北京市体委主任魏明说：等这些孩子进成人队，我们就够了！

魏主任乐观地回答我：“我们的孩子也不差！”

那时，我的心里有一种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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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小平同志提出要“从小抓起”，我们深受鼓舞，准备大干一场。

我以北京体育科学协会足球学习小组的名义，联合北京市足球界的体校教练员和中小学足球教师，在中小学推广足球活动。 开展各项比赛，帮助学校建设校队，抓好训练，编制训练大纲，编写教材，选拔拔尖人才，进行选拔考试，制定考试标准，组建了北京市青年队。 我们真的做了很多。

那时候，我去过北京所有踢足球的小学，对所有的足球老师和教练都很熟悉。 到1988年，初步建立了“小学——业余体校——职业青年队”三级训练网络。

在此基础上，我们自发成立了“北京市足球专业教练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北京市几乎所有专业球队、专业体校到中小学的足球教练员和教师。 这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没有人管理，也没有钱。 在大家的热情带动下，北京中小学的足球活动非常精彩。

1985年张璐的文章《足球应列入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获少儿足球论文二等奖

北京市体委对这一举措给予了高度肯定。 1988年，要求所有运动项目学习足球经验，并建立了包括职业队在内的四级训练网络。 同时，从管理体制上，一改以往的横向管理为垂直管理。 各赛事均成立技术领导小组，从专业队伍到中小学教练员统一领导，垂直管理培训业务。 我们的专职教练委员会也转型为“北京市足球技术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北京市的足球训练工作。 北京市足球队总教练程文宽任组长，我和北京业余体校足球教研组组长李竹南任副组长。

可以说，青少年足球的成功经验，推动了北京市体委训练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

然而，就在我们陶醉于大好形势的时候，1988年底，我们突然觉得不对劲——为什么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为此，我们于1989年成立了“中国少儿足球训练和比赛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通过中国足协，我们向国家体委申请该项目获批为委管项目。 北京体育学院安铁山老师应邀担任领队。 在全国24个足球重点城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详细调查。 研究报告发表于1992年第6期《体育科学》。

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到1990年底，中国常年踢足球的7-16岁儿童（小学生和初中生）只有10000人。 其中大连最多2000人左右，北京和上海各1000人左右，其他大城市数百人甚至几十人，再多的也没有了。

这是中国足球的根基。

从那以后，我就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中国足球没戏”和“中国足球危机”的说法。

1990年起任北京体育科学研究院业务副主任。 我暂时不关心足球，但我知道，孩子们的足球每况愈下，很郁闷。

1996年，我被上级任命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重返足坛。 来到国安，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建预备梯队。

当时，国安只有一支职业球队，没有梯队。 我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建立了“一队三校”：一支青年队和“华兴”、“华亚飞鹰”、“奥体中心”三个足球学校。 受当时职业化热潮的影响，全国掀起了一股足球热潮，家长们都想让孩子踢球赚大钱。 北京的半职业足球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98年至1999年，国安旗下有11所足球学校，学生数以千计，全部由社会力量资助。 他们没有花国安一分钱。 挣钱。

本以为国安足校的号召力会带动全市少儿足球的大发展，但好景不长。 2000年夏天，国安各足球学校联合招生。 我很乐观地认为会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报名。 没想到最后只来了300人，而且只有100人会玩！ 此后，北京乃至全国的足球学校纷纷流失学生，纷纷倒闭。 国安旗下只有四所足校。

中国足球又没了。

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中国少儿足球的两次起伏。 我们参与了整个过程，试图将儿童足球推向顶峰，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坠入深渊。 我们知道这是中国足球落后的症结所在，但直到2014年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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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和1997年，青少年足球掀起两次高潮，三年后很快跌入低谷。 几乎一样的节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从宏观上看国足跟半职业队比赛，我们理解这是只注重提高不注重普及，注重短期不注重长远，急功近利的恶果。 没有办法改善它。

直到2014年，中央下定决心要抓好校园足球，我和各级领导多次商讨，并书面提出了各种建议。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思考，逐渐加深了理解，终于弄明白了问题所在。

回顾那一年的历史，教训满满：

1983年前后，国家体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共同打造了青少年足球三大杯——小学萌芽杯、初中苗子杯、高中希望杯杯子。 全国24个足球重点城市参与。 一是基层学校组成校队参加区比赛，区冠军参加市比赛，市冠军参加全国三杯赛。 这样，从基层到全国，都有普及，有提高，似乎是一个理想的人才培养金字塔。

为了参加比赛并取得成绩，各校陆续组织了校队，然后开始苦练。 一般每周练习5-6次，每次2小时以上，有的还有一个小时的大晨练。 为了节省时间，增加训练课时国足跟半职业队比赛，不少学校实行“三个集中”，将足球运动员集中在校内食宿、学习和训练。 很多学校甚至想方设法聘请高水平的教练员——通常是退役的职业运动员或体校教练员来带队，从事高水平的训练。 每个人都非常积极。

但两年后，问题出现了。 当第一批校队队员毕业的时候，家长们发现每个校队最多只有一个真正能成才的球员，很多没有，能出两个的更是少之又少，这才刚刚进入半职业化训练，哪个算了。 一个半成品，离打职业队还有很远的距离！ 绝大多数孩子不踢球，学业荒废，成了“废物”。

但这能怪孩子吗？ 每天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训练量，他们回家就没有精力写作业了。 更有什者，在动员孩子加入校队时，老师们还会忽悠家长，说孩子是足球运动员，以后怎么出路。 家长半信半疑，孩子却能把老师的话当真，认为自己以后就是足球运动员，根本就没有学习的心思，学业不受影响才怪。

更可怜的是“三集”中的那些孩子，他们住在学校无人看管，染上恶习，抽烟喝酒打架，不遵守纪律，成为文盲和流氓。

也许是偶然，第一批是这样，下一批还是这样，家长们都明白了，于是争先恐后地告诉对方：别让你们的孩子踢球，如果他们踢球，他们会被毁掉。 老师们也开始反对学生踢足球，因为这影响了他的教学评价。 校长不再支持他了，因为足校队会给他带​​来无数的麻烦。 所以到了第三年，基本上就没人玩了。

更严重的是，学校只有一个操场，每天下午被校队20余名队员占满，剩下的1000多名学生只能在一旁观望，或解散回家。 他们被剥夺了踢球的权利，甚至是正常的体育课外活动的权利，这合理吗？ 你能不被讨厌吗？ 剩下的学生家长能没有异议吗？

这是小学足球踢校队的必然结果。

小学队的成立是为了在比赛中取得成绩，它是为少数精英足球运动员服务的，它是为进步而存在的。 势必会影响小学足球的普及。 由于小学资源有限，仅一个场地和几位老师就服务了校队20人的提升，却顾不上另外1000人的人气。

而这个20多人的团队，由于在选拔和培训中急功近利，难免会产生一大批人品差、学习差的“废品”，引发家长的联合抵制和学校，使足球成为人人喊叫和殴打的街头老鼠。

过去，我们总是责怪学校和家长不支持足球，但换个角度想。 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孩子参与吗？ 很奇怪，我们还怪自己走错了路，走错了方向。 今天写下这些，是希望大家不要重蹈我们过去的覆辙。 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安地看到，还有很多地方、很多学校还在或者准备走上这条失败的道路。

所以我想大声的喊出来：不要在小学搞校队，否则三年你就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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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校队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做好就可以了。 但不幸的是，提高它也不起作用！ 如果校队选拔准确，选出最有天赋的孩子进行训练是合理的，但问题是不可能选准。

一般小学从二年级到三年级开始组建校队，打球的人不多。 你分得清谁好谁不好吗？ 教师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印象进行选择。 结果，没有才华的人很可能被选中，而真正有才华的人被排除在外。 这些足球天才从此失去了踢球的机会。

张璐参加少儿足球活动

校队要想出成绩就得苦练，完全不顾孩子们的身心特点，照搬成人专业队的三服法、魔鬼训练法、大松博文训练法等等。 因此，许多儿童身心受到伤害，导致发育迟缓、骨骼畸形、心脏受损等问题。

也有很多教练对孩子们打骂，认为这是严格的训练。 结果，孩子们对足球失去了兴趣，有的中途离开。 本来人才不多，练废一批，练跑一批，还剩多少人才？ 练了半天，效果如何？

随后，校队将参加区内的比赛。 由于人才选拔培养不善，公平竞争未必能夺冠，于是大家开始互相挖角。 最后当然是那些校长看重、场地条件好、教练实力强、经费充足的重点小学更能吸引学生。

于是，区内的顶尖高手聚集在一两所小学，他们在区内参加比赛时，其他学校根本无法参赛。 就这样，一两年后，其他学校就不参加比赛了，都远离了足球。 一个区踢球的学校只剩下一两个，一个城市剩下的球队也不多了。 这批抽到的各个学校的尖子生水平都不错，但是等到下一批没有其他学校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尖子生，再抽一次，你就完蛋了。

领导关心这种情况吗？ 问题是各级领导也想早日出成绩，想政绩，所以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帮助重点学校拿尖子学校，调整调整，进一步助长分化和集中的趋势，那么不出两三年，地基就会崩塌。 .

即使是由这种破坏性的短期行为组成的团队也不一定能取得成果——因为每个人都在改变自己的年龄。

众所周知，小一岁的孩子能力就差很多，有些团队就在这上面动起了脑筋：先是少数人变，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变，然后几乎所有人都变，大家心照不宣。 一开始改成一岁半，后来越改越多，一直到4岁。 三杯中大部分小学队员的真实年龄在15-16岁之间。 那些真正上了年纪的有为之子，早就被淘汰了！

这样一来，最后还剩下多少人才？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青年队在世界大赛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到了成年之后却每况愈下。

应该说，对于此事监管不力，足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客观来说，他们确实做到了。 首先，我检查了骨龄，但我无法控制它。 后来查了户口本，也没用。 直到终于查到出生证明，我还是控制不住。 为什么？

因为这是勾结作弊的结果。

家长、体校、学校、体委、教育局、公安局，家长、教师、教练员，各级领导，甚至区市领导都参与了这个过程——改变骨龄，换户口本，换出生证明，教孩子说谎，报告虚假年龄。

这已经不是毁掉几根足球苗子的问题了，简直就是在教唆孩子违法违纪，不道德。 难怪10年后，假赌在中国足坛泛滥成灾。 运动员们并不以收取非法钱财做假球为耻，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作弊作弊，为了冠军他们无能为力。

抓提升、建校队、挑尖子、争冠军，这一系列的做法是如何彻底摧毁中国足球的根基。 悲剧的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以为自己是在为中国足球打基础、贡献力量。 我们满怀热情地努力，结果却在短短3年时间里毁掉了中国足球两次！

方向错误，必然导致悲惨的结果，反之亦然。

张璐参加少儿足球活动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回顾这些往事？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很多人花大价钱，兴致勃勃地重复我们当年做的错误愚蠢的事情。 不想三年后中国的校园足球再次陷入低谷，那会让中国足球陷入长期的低谷。 我们要以改革思维走出一条新路，引领中国校园足球走向正确方向。

你认为中国队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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