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主义”背后的动力机制：财政逻辑和经济肌理

本文首发于《文化纵览》杂志，转自《文化纵览》公众号。

近日，“中国未夺金牌运动员为何道歉”成为热门话题。 为国争光是一腔热血，锐意进取的事情，但为什么“金牌主义”却成了国民和运动员的心理负担？

有人简单地将“金牌制度”归结为以行政命令和口号动员为特征的旧全国体制，但本文认为，今天的新全国体制不同，有必要了解金牌制度背后的动力机制——财政逻辑和唯通过了解经济结构，我们可以了解金牌与中国体育发展的关系。 新全国体制的关键在于改变了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体育局和专业体育组织的活力和积极性，使巨额资金投入得以有效运作。 自1990年代“奥运争光”被确立为竞技体育的核心目标以来，中国体育进入了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双轨模式”时代，管理战略体现在“好钢用好” 》：潜力优势项目加大财政投入，扩大“金点”； 对落后项目（如马术、射击、赛艇等）减少财政投入，交给市场（如“贵族”俱乐部、体育爱好者协会）孵化种子选手； 传统优势项目在保持现有财政投入适度增长的前提下，通过群众体育高基数和公开选拔制度“择优”。 在这种成绩机制的感召下，各省体育主管部门自然形成了“金牌至上”的争功风气。

然而，与各地“争先恐后”的竞技体育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大众体育的冷遇。 但是，群众体育的落后影响了竞技体育。 奥运会的金牌几乎全部来自个人或双人项目，在集体对抗的大球项目中很少见。 资源分布不平衡、项目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中国体育的特点。 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体育状况，必须把群众体育“硬”起来。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重启体育成绩传导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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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制”背后的动力机制

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争议中落下帷幕。 中国代表团以38枚金牌、27枚银牌、22枚铜牌的成绩夺冠，创非东道主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然而，奥运奖牌的投入产出比却引来不少非议，不少人对一枚金牌需要多少财政投入“算账”。 有评论员将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光彩计划”）和群众体育（尤其是“全民健身计划”）视为对立的两极。 但是很多人只是满足于发泄情绪，而没有真正去计算我们为每枚奖牌付出了多少。

事实上，单纯的资金投入并不能换来竞技体育的进步。 奖牌不是光靠钱堆起来的。 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奥运荣耀计划”背后的金融逻辑和经济结构，这个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中国竞技体育的水平？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了解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才能谈如何改革，如何促进大众体育的繁荣。 并将报价推向市场。

一、奥运奖牌的“含金量”

2012年，时任财政部长谢旭人在《2011年中央决算报告》中指出，中央本级重大支出项目具体完成情况中，文化体育和传媒支出188.72亿元。 在储备资金使用中，30亿元用于文化、体育和传媒。 在中央财政性基金收支决算中，彩票公益金收入317.45亿元。 这三大部分构成了中央本级财政对体育投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体育彩票公益基金是指经国务院批准，从体育彩票销售中按规定比例提取的专项用于体育事业发展的资金。 公益金按照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伦敦奥运会期间最新公开信息显示，18年来，中国体彩累计募集公益金超过3000亿元。

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中央银行印发的《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体育总局安排公益金时，40%的资金用于弥补“奥运光辉计划”实施资金不足的40%。 省级以下（含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的使用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参照上述比例。 因此，如果以3000亿元的体彩公益基金募集下限保守估计，18年来用于“奥运光彩工程”的体彩公益基金共计1200亿元。

18年来92奥运会奖牌榜，中国代表团参加了6届奥运会，获得的奖牌数见表1。

如果我们假设金牌、银牌、铜牌可以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奥运奖金按相同比例折算。 据湖北省国家税务局网站刊发的《中国奥运冠军获奖后关注税收》一文，原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关注奥运夺金运动员、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 奖金分别为8万元、5万元和3万元。 2000年悉尼奥运会，国家再次规定，金牌、银牌、铜牌获得者的奖金分别为15万元、8万元、5万元。 这是我们能查到的最新的奥运奖牌分配比例。 按照这个15：8：5的比例，我们可以大致将中国代表团近6届奥运会的成绩换算成284枚金牌。

根据上述可验证、可计量的基础数据，按照投入产出法，我们可以初步计算出一枚金牌的体育彩票公益基金投入（以下简称“金牌含金量”）至少是4.225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计算方法中，我们只计算了众多“奥运光彩工程”投资基金中的体彩公益基金。 事实上，至少还有三项我们没有包括在内的其他费用。

第一，国家公共财政支出部分。 在“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中，我们只能看到“体育”的决算为266.35亿元。 其中，竞技体育相关预算支出包括：体育项目管理25.4亿元、体育比赛41.18亿元、体育训练27.70亿元、体育场馆67.58亿元。 上述竞技体育支出并非全部用于奥运项目或奥运项目，也有部分用于世界杯、世锦赛、亚运会、全运会等大型赛事，或非奥运项目，故可量化分析无法执行。

其次，我们没有考虑社会投资，如大量私人捐赠（如霍英东体育基金）、商业赞助（如某品牌与国家体育总局各大体育管理中心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国）。 这是因为民间捐赠在财政预决算非税收入中计入其他收入； 商业赞助是体育系统“半权半咨询”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商业活动。

三、1995年原国家体委印发的《奥运光彩计划》也规定，为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中央和地方要从专项资金或创收资金中安排一定的奖励资金对体育产业发展给予奖励 在培训、管理、科研、后备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奥运光彩计划”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对做出重大贡献的，给予重奖。 但由于上述激励基金的收支明细尚未披露，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这笔投资有多少。

二、“金牌主义”背后的绩效考核机制

可见，我们确实在奥运金牌上投入了巨资。 但值得研究的是，这些投入本身并不能直接带来效率，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与奥运奖牌总数相当的中国竞技体育的巨大提升。 中国国家体制的秘诀在于，成功地运用了绩效传导机制，转变了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各地方体育总局和各体育专业机构的活力和积极性，使巨额资金得到有效投入。 举国体制不是一句空话。 这与原来单纯靠行政命令或口号动员的模式其实有很大区别。 如果我们还满足于用旧的举国体制的缺点来批判新的举国体制，那无疑是孤注一掷，没有目标。

根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杨良初的内部研究报告《加快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推进效益型财政建设》，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从由传统的“按需分配”向“按劳分配”的改革。 预算绩效管理是指财政部门按照公共财政效率的原则，通过一定的评价方法，比较各财政支出项目的收支情况，以绩效目标的制定、实施和评价反馈为基本环节达到节约公款的目的。 以降低支出成本、提高公共支出效益、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为目的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 如果将这一原则应用到体育领域，我们应该努力实现以下目标：为了提高一枚奥运金牌的财务绩效，“好钢要善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在有潜力的优势项目上扩大“夺金点”，一方面减少财政对落后项目（如马术、射击、赛艇等）的投入，交给市场（如“贵族”俱乐部） 、体育爱好者协会）孵化种子选手。 对传统优势项目，在保持现有财政投入水平适度增长的前提下，通过高基数、公开透明的群众体育选拔制度，“优中选优”。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新中国首次登上奥运赛场。 原国家体委给每位奥运金牌得主6000元的奖励。 直到中国主办的北京奥运会，奥运金牌奖金已经涨到35.万元。 在伦敦奥运会上，除了国家体育总局尚未公布具体数额的奥运奖金外，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各省的奖励数额也“有所增加”：陕西省奖励秦开90万元； 云南省奖励陈鼎100万元 江苏省奖励陈若琳60万元； 北京将奖励奥运冠军不少于100万元； 广东省最慷慨，每位奥运冠军加豪车奖励500万元。

可见，冠军奖金其实只是中国“奥运荣耀计划”中成绩传导机制的最新缩影。

从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到1993年《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的正式文件，从组织、投入、项目集中等方面，确定了以夺得奥运冠军为核心的体育发展基调金：“以有利于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为主要目标来安排国际国内体育赛事……合理安排国内各级赛事的组织……”“争取国家加大对奥运项目国家队训练和科研投入，突出保障金牌项目经费保障。 “集中力量保障奥运会基本项目、优势项目，以及短时间内可以提高的项目。” 1994年，原国家体委印发的《奥林匹克光彩计划（1994～2000年）》强调：“各级体委训练、比赛单位要按照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要求，建立多项效益评价奖惩制度。奥运荣耀计划的总体目标，确定具体的奖惩办法，定期进行检查考核，根据任务需要调整经文比例和导向。

从此，“奥运荣耀”在竞技体育中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中国体育进入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双轨模式”时代。 而省体育主管部门“以奖牌取胜”乃至“金牌至上”的绩效考核机制则更为直截了当。 在“官帽”“钱袋子”“带队”的鼓动下，各种土办法层出不穷。 .

2005年，山东省体育局局长在题为《认真实施奥运光彩计划，努力为民族体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讲话中指出，自1998年以来，省有关部门率先实行奥运制处级干部全部竞聘上岗。 与各训练单位一把手签订奥运、全运会金牌任务责任书，实行风险抵押，支付风险基金，全职员工10000元，副职员工8000元，每年从工资中扣除月，每年考核一次，每四年兑现一次。 完成任务金额三倍返还，未完成任务者上交风险抵押，当场撤职，一般不得持有未来四年的原始职位。 这是典型的“重奖励、硬约束、严考核”的“奥运光辉计划”下的激励约束机制。 2006年，新疆自治区体育局更是在一份文件中强调，要落实“干部向体育队倾斜、经费向体育队倾斜、保障向体育队倾斜”的四个倾斜。 ，服务要向运动队倾斜。” 《山西省竞技体育改革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奥运优先原则”置于四项工作原则之首，提出“完善和完善奥运任务责任制和目标”，即“省体育局”与各相关项目管理中心签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目标责任书》，分解省体育局确定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三个突破”目标到各项目管理中心，明确责、权、利，统一保障措施和奖惩措施，将完成任务的工作业绩与个人收入、奖惩、政治荣誉挂钩，最大限度地调动教练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成绩评价模式上，黑龙江省体育局的做法比较细腻。 奥运会金牌、银牌、铜牌分别为21分、15分和12分； 亚运会、亚洲个人锦标赛、亚洲杯的奥运金牌分别记为9分； 非奥运金牌记为6分； 全国年度单项最高级别奥运金牌计6分； 非奥运金牌记3分。 体育考核最终结果将通报地方政府，并在省体育系统公布，作为评选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单位的主要标准。

在这样的机制启发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各地体育局急于争功，也乐于请功。 中国男子体操队在伦敦奥运会上夺得首枚体操金牌后，云南省委、省政府向中国奥委会（转中国体育代表团）发来贺电：“云南运动员郭维扬为与队友紧密配合，不畏惧强手，团结拼搏，高水平完成了比赛。” 更有什者，当记者在央视奥运频道观看男乒决赛时，当中国队的优势逐渐显现但还未夺冠时，解说员提到，某地级市发来了贺电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推进。

3.金牌的光投下的影子

物理实验告诉我们，光是沿直线传播的，当光源发出的光投射到物体上被挡住时，就会留下影子。 如果说前者是一枚金光闪闪的奥运奖牌，后者则是相对暗淡的大众体育。

与各地的“打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群众体育明显遭到冷遇。 2012年初，国家体育总局青年司副司长王轩指出：“2010年，《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印发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由于体育管理体制存在差异，文件内容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部分地方体育部门协调好，推进落实工作得到推进以至于文件下发一年后，刘鹏主任去调查时，一些体校校长甚至不知道有这么重要的文件。”

在上述黑龙江省体育局的详细考核办法中，组织社区体育活动仅占4分，“公共体育设施在全民健身日免费向公众开放”占2分。 “按照年度计划92奥运会奖牌榜，定期、科学地开展各类人群体质测试”和“定期向社会发布本地区全民体质测试信息和报告”各得3分。 “80%以上的社区建有健身活动站，60%以上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具备群众健身功能”仅占4分。 这与其对奖牌的慷慨大方形成鲜明对比。

从投入资金的实际情况来看，群众体育的收入也很差。 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2012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部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根据《全国人民体育健身条例》要求，全民健身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存在一定困难，有的地方彩票公益金直接冲减甚至由财政拨款替代，影响财政投入刚性保障。 “三包容”的实施依赖地（市）县（区）延伸发展不平衡；部分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功能未充分发挥，公共体育事业投入不足“不足，基层公共体育服务能力薄弱，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差距大。”

在这种重视和投入的状态下，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滞后。 后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人们的普遍体质。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结果》，19-22岁年龄段学生的身体素质水平进一步下降，爆发力、力量、耐力等。 平均下降1.29和0.23厘米，平均引体向上成绩1.44和1.45次，1000米跑成绩3.37和3.09秒。 成绩平均每分钟分别减少3.02次和2.48次，800米跑平均成绩分别减少3.17秒和1.87秒。

其次，群众体育的落后已经拖累了竞技体育。 资源分布不平衡、项目发展不平衡仍然是我国体育发展的特点。 从近两届奥运会可以看出，中国代表团的金牌几乎全部来自个人或双人项目，而集体对抗这样的大球类项目却少之又少。

4.重启冻结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历程。 事实上，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以“普及提高、重点提高”为指导思想，恢复了原先撤销的县级体委，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体育组织. 体育组织。 20世纪90年代国家体委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从大量的具体事务中脱离出来，转向制定战略规划、组织协调、提供服务。 负起责任，努力做到“政事分开、管办分开”。

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为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坚持和完善国家竞技体育体系”一再高调提出，体育行政部门重新调整。加强竞技体育训练特别是奥运会训练管理。 国家队管理。 与此同时，80年代作为改革转型产物的官属机构——体育管理中心的改革停滞不前。 同属“一队两牌”的体协体改基本停滞，“群众社会”难以保证“团”的独立性和自我造血功能。 因此，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中，存在着“一手刚一软”的局面，“软手”无法与“硬手”形成制衡。

要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体育的基本状况，就必须致力于在奥运奖牌榜上更加稳固的位置，不能在运动员社会保障、社区体育设施、青少年体质等方面留下更多的债务。 那么群众体育就要“硬起来”。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改革绩效传导机制。

改革开放30年来，体育产业由市场“看不见的手”主导，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由地方政府“填”，已成为普遍共识。 因此，为避免财政投入大众体育（尤其是全民健身项目）对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光荣项目）的“挤出效应”，“先拿奖牌”甚至“夺金”的绩效传导机制勋章至上”应尽快改革。 短期内，在干部任免、经费支持、单位等体育工作综合评价体系上，逐步提高群众体育的分值和权重，逐步降低竞技体育的分值和权重。评价，使两者可以以奥运周期为依据。 波动适中，基本达到动态平衡。 从长远来看，应该打破现行“体育（总）局管体育中心和协会，协会管运动员和运动员”的垂直管理体制，建立一个“体​​育（总）局管体育中心和协会”的垂直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监管、个人体育协会负责人。 活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和产业管理，财务部门负责财政资金的存储和分配，运动员和运动员注重技能提升”。

如果说2008年和2012年的主客场最佳金牌成绩给国内体育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么本世纪初以来基本“冻结”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则到了极致。是没有改革。 作为战略性和商业性的“准公共产品”，“奥运光辉工程”是应该沿用苏联式举国体制，还是应该借鉴铁路、民航乃至国防科技等基础性垄断行业的经验而行业今年引入社会资本与第三方进行评估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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